好地体现在企业纳税额的持续下降上。全球化使得企业越来越容易地将纳税地和应税利润设在企业纳税义务最小的地方。结果是，许多公司最终缴纳的税款相对于其在特定司法管辖区的活动和收入来说微不足道。
英国金融时报（2018年3月11日）报道显示，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十大公司（按市值计算）的实际企业所得税税率下降了9%。
英国金融时报（2018年3月11日）报道显示，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十大公司（按市值计算）的实际企业所得税税率下降了9%。
事实上，利润至上主义要求董事尽量减少纳税义务，以最大限度地增加股东利益。19 世纪末，当英国公 华人海外非洲数据 司所有权集中在少数家族成员手中时，家族对其声誉和社会地位的担忧促使一些公司（如吉百利、利华兄弟和朗特里）表现出良好的公民意识。但随着金融机构股权分散程度的不断加深，股东更容易躲在匿名和缺乏责任感的面纱后面，寻求尽量减少公司纳税义务，以最大限度地增加财富。
我们应该去哪里寻找答案？
从本质上来说，问题的本质在于公司不承认它们从其经营所在的社会中获得的利益（物质、社会和法律）——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公司因“有限责任”而享有的特权。
有限责任意味着，在公司破产的情况下，股东的私人资产将受到保护，不受债权人的侵害，只有他们投资于公司的资金面临风险。有限责任制度促进了创业、投资和研发，其规模之大，如果股东的个人资产受到威胁，这种规模是不可想象的。有限责任制度还鼓励了流动性强的股票市场的发展，允许股东以低成本交易股票。但正如 2008 年金融危机所表明的那样，这意味着，在金融危机期间，社会，尤其是纳税人，需要为银行等陷入困境的行业提供救助。
如果企业在经济不景气时享受这种公共保险，那么在经济繁荣时，它们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缴纳公平份额的税款。“公平”应该以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就其多年赚取的利润缴纳的平均企业所得税率来衡量。缴纳公平的税款应该成为企业宗旨和经营许可的一部分。企业税不应被归类为为了股东利益而尽量减少的成本，而应被归类为企业对整个社会做出的贡献，以及利润。